乘风破浪，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我国的各个领域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农村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从过去的小农经济到如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过去的农业产业单一到今天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过去薄弱的基础设施到现在现代化新农村，我国农村、农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着多方的力量。其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农村的改革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自成立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农发行肩负着执行国家战略、落实国家政策、服务“三农”需求的重要使命。给予了粮棉油收购、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持续稳定的金融服务支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为改革开放成就中耀眼的一笔。
20年多年来，农发行努力在拓展支农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加大对农业农村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从过去单一支持粮棉油收储业务，到“一体两翼”、“两轮驱动”，再到“五个全力服务”，业务范围基本覆盖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服务区域和品种稳步扩大，建设定位明确、功能突出、业务清晰、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品牌形象日益彰显。
破除梗阻完善体系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务院于1994年4月19日发出了《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批准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和组建方案。6月30日，农发行接受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划转的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共接受各项贷款2592亿元。
1994年11月，农发行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农发行陆续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省(市、区)级分行。然而，省级以下分支机构的组建过程却一波三折。
虽然当时国务院的文件曾明确规定，农发行实行分支行制，除设立总行和省级分行外，在计划单列市和农业大省的地(市)设立分行的派出机构，在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量大的县市设立营业机构。但在1995年3月，农发行首次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根据要求，农发行机构只建到省级分行，不再向下延伸，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理。
二级分行及基层县级支行均告缺失，致使农发行组织体系不完善，其业务不得不实行代理制。这使得农发行无法顺畅地运作和管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再加上委托代理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借鉴，对刚刚组建的农发行来说，管理难度很大，管理任务很重。
经过一年多的业务委托代理，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比如，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屡禁不止，收购“白条”依旧满天飞等现象高发。显然，没有有效完成代理任务，严重阻碍了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作用的发挥。
严峻的现实促使决策者开始思考农发行机构系统建设等问题，最终，市(地)县(市)级农发行基层营业机构设置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农发行基层机构呼之欲出。
1996年8月，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适当增设农发行的分支机构，基本实现业务自营。
自此，农发行省以下分支机构开始逐步组建。到1996年底，农发行先后在275个地市、1263个县市组建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农发行的组织体系，为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截至目前，农发行全系统共有31个省级分行、339个二级分行和1816个县域营业机构，服务网络遍布各地，深入农村一线。
粮棉油收购信贷主力军在完善组织体系后，农发行迎来了国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浪潮。国家进行这项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粮食流通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非改不可，刻不容缓。
为了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当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和《粮食收购条例》，提出了一系列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措施。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国家对农发行的业务进行了调整。1998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办的农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粮棉企业附营业务等项贷款业务划转到有关国有商业银行，农发行主要集中精力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这让农发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业界有了一个新的代名词 ———“粮食银行”。
顺应当时的改革，农发行全行上下紧紧围绕“做好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管理工作”这一中心任务，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收购资金封闭管理制度，切实加强信贷管理，基本实现了当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各级党政部门多年的粮棉油收购“打白条”问题，保护了农民利益，促进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为农发行支持粮棉油收储奠定了坚实的管理基础。
直至今日，粮棉油收购信贷资金的供应和管理依旧是农发行业务的重中之重，在每年的粮棉油收购季，农发行的信贷资金以及配套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在收购市场上起到了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
从“一体两翼”到“两轮驱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我国的农业农村领域出现。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发行也在逐步适应这种变化。
一方面，随着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家粮食购销体制的变化，农发行原有的业务随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面临萎缩;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的发展，各个方面的融资需求开始不断显现，和农发行当时现有的业务范围存在较大的错位。这些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农发行做出改变。
转机出现在2004年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对农发行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在做好粮棉油收购、储备、调销贷款的供应和封闭管理基础上，根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新情况，审慎调整业务范围，适当增加对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扩大中间业务”。
自此，农发行业务范围逐步拓展，将传统贷款业务的支持对象由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的粮棉油购销企业。随后又经原银监会批准，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向多方位、宽领域支农的格局不断迈进。在当时，农发行将这种业务发展格局称为“一体两翼”，即以粮棉油收购信贷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信贷为一翼，以农业和农村中长期信贷为另一翼。
2010年，农发行进一步将其丰富并明确为“两轮驱动”战略，并将其作为该行贯穿十二五期间的业务发展主线。“两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农发行更加顺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趋势，使农发行的信贷资金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坚实作用，农发行进入了多方位的发展阶段、翻开了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发展的新一页。
2014年9月24日，国务院第6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农发行改革实施总体方案，并于2015年4月正式获批，标志着农发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4年末，农发行累放粮棉油收储贷款4.78万亿元，每年支持粮食收购占当年商品量的60%左右、棉花占产量的50%以上。2007年至2014年末，累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1.76万亿元，共支持项目8893个;其中累放水利建设贷款3747.6亿元，支持除险加固病险水库3339座，增加或改善灌溉面积4147万亩，修缮疏浚河道沟渠2.6万公里。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为农发行改革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农发行改革方案，一方面合理界定了农发行的业务范围，明确农发行要突出政策性功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另一方面，妥善解决政策性财务挂账等历史遗留问题，逐步消化政策性财务挂账，同时，要求明确资本补充计划，完善财税货币支持政策，建立健全治理结构等。为农发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2015年3月农发行总行新一届党委成立，这届党委高度重视改革工作，把推进改革作为头等大事，专门听取改革进展情况汇报，对改革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做出安排部署，研究制定推进改革工作路线图，对照方案确定专题，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切实推动改革方案落实工作。
新一届总行党委总结农发行20年的探索实践，坚定不移地把握政策性银行办行方向，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区域发展战略和脱贫攻坚五大领域，统筹推进治理结构、运营模式、产品服务、管控机制、科技支撑、组织体系六个现代化建设，清晰界定了农发行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开启了农发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征程。
按照“服务国家战略、体现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服务‘三农’、按银行规律办事”的思路，今天的农发行已经在更多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近年来各级政府最为重视的脱贫攻坚工作为例。为了建立政策性金融扶贫体制机制，强化支撑保障，农发行构建了从总行到国定贫困县的四级扶贫金融事业部组织体系，制定了金融扶贫五年规划，建立健全了扶贫政策制度体系、产品体系、责任体系、考评体系，以及扶贫贷款台账系统、统计系统、单独核算系统等基础工作。
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农发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1.52万亿元，位居金融同业第一。其中，2017年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投放贷款679亿元，是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的3.8倍。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节点上，农发行已经有了更明确的目标，秉承家国情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政府的银行、支农的银行、现代化的银行。”这是农业政策性银行新的篇章。
